那一夜纳溪城没有炮声。
这在川南战场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事情。自从护国军入川以来，几乎每个夜晚都是在枪炮声里泡着的——有时候是北洋军的夜袭，有时候是护国军的反冲锋，有时候双方都不进攻，只是隔着一条江互相放冷炮，炮声零零碎碎地响一整夜，像一群永远停不下来的闷雷。但这一夜，螺蛳岭以北的北洋军按兵不动，纳溪城里的护国军也难得地没有出击，双方像是达成了某种无言的默契，各舔各的伤口。
程振邦在城隍庙的大殿里点了一盏油灯。灯芯是拿旧报纸搓的，油是从厨房里匀出来的菜籽油，烧起来冒出一股焦糊味混着油烟的浓黑，呛得人眼睛发酸。但他不在乎，他在这盏灯下坐了整整两个时辰，把沈砚之带回来的那份北洋军黑账一页一页地誊抄了一遍。黑账的原件是用铅笔写的，字迹潦草，纸张也被晨露打湿了，有些字已经洇得模糊不清。程振邦的字一笔一划，誊抄本上的每一个数字都写得清清楚楚，有些地方还用红笔在边上加了标注，注明这批物资是从哪个县征调来的、跟哪家商号有关联。
沈砚之从伤兵营回来的时候，看见程振邦还在灯下伏案，桌上堆了厚厚一摞纸。他走过去翻了翻，是誊抄本。又翻了翻，还有一本——程振邦用同样的功夫把行军地图也临摹了三份，每一份都用细麻线钉得整整齐齐，地图上的山头、河流、道路都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注了，旁边还用小楷写了地名和距离。
“程大哥，你不睡觉的？”沈砚之问。
程振邦头也不抬。“睡了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昨天睡了一个时辰。”
“昨天？”沈砚之在他对面坐下来，看着他眼睑下面那两团乌青色的阴影，“你昨天不是在野战医院帮忙做手术做到后半夜？”
“做完手术睡了一个时辰。”
沈砚之没再说什么。他认识程振邦十几年了，知道这个人劝不动。程振邦是那种你觉得他已经尽了全力、累到了极点的时候，还能从骨头缝里再榨出三分力气来的那种人。当年在山海关，三千乡勇的军需补给、粮草调配、弹药清点全是他一个人扛着，沈砚之在前面打仗，他在后面算账，算到后来眼睛都熬出了血丝，但从来没有错过一笔账。护国军里能打的将领不少，但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、让每一个人都吃得上饭、让每一颗子弹都用在刀刃上的人，程振邦是独一份。
沈砚之没有再劝他去睡觉，而是把誊抄本拿过来，凑在灯下仔细翻看。翻到某一页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忽然停住了，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。
“这批货不对。”
程振邦抬起头：“哪里不对？”
沈砚之把那页纸摊在桌上，指着其中一行字。那行字写的是民国五年正月，泸州商会代北洋军采购的一批军需物资，明细列得很清楚——棉衣、绷带、磺胺粉、手术器械。但真正让他皱眉的不是这些常规军需，而是明细最底下的两行小字，程振邦在誊抄的时候用红笔圈了出来，还打了个问号。
那两行小字写的是：精制奎宁，贰佰瓶。产地：上海华生药厂。
奎宁是治疟疾的药。川南山区多瘴气，疟疾高发，部队随身携带奎宁是很正常的事。但这批奎宁的数量太大了——贰佰瓶，按北洋军一个旅的编制来算，够全旅上下吃两个月还有余。而且产地是上海华生药厂，那是一家英国商人控股的药厂，生产的精制奎宁价格不菲，普通北洋军根本用不起，通常只有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家属才用。
“曹锟在囤药。”沈砚之说。
程振邦放下笔，神色也严肃起来。“不光是囤药。”他把誊抄本往回翻了几页，翻到另一页同样用红笔圈过的记录，“你看这个——民国四年十二月，也就是两个多月前，泸州商会采购了一批医疗器械，数量也很大。纱布、手术刀、止血钳、截肢锯，全都是德国进口货，比当时市面上最好的日本货还贵三成。”
“那时候蔡督军还没入川。”沈砚之说。
“所以这不是战时储备。”程振邦的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一下，“战前就开始囤了。囤的不是常规军需，是高价进口的药品和器械。而且走的是商会采购的渠道，用的是商会的账户，不是北洋军的军需账户。”
沈砚之盯着那两行红字，没有说话。油灯的灯芯跳了一下，把殿里的城隍神像照得一明一暗。那尊被炮弹削去了半边脸的城隍爷，剩下的那只眼睛在跳动的光影里像是在眨眼，用一种说不清是嘲讽还是怜悯的表情看着这两个深夜不睡的军人。
“商会采购，等于是用民间的钱买军用物资。”沈砚之慢慢地说，“买进来的东西不进军需账，就查不到军用物资的去向。奎宁、德国手术器械——这些东西在北洋军的正式军需清单上看不到，但实际上，它们就在某个地方存着。”
“而且不是小数目。”程振邦用铅笔敲了敲纸面上的数字，“光这两笔，就够装备一个野战医院。”
“或者倒卖。”沈砚之说。
程振邦猛地抬起头。
沈砚之把誊抄本合上，站起来，在城隍庙的大殿里来回走了两圈。他的左手还缠着绷带，垂在身侧，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那把驳壳枪的握把贴片。贴片已经被磨得发亮了，那是他在山海关的时候从一个清军军官手里缴来的，握把上刻着一个“清”字，他用刺刀把那个字划掉了。
“山海关那一仗打完之后，我去清点清军的军需库。”沈砚之停住脚步，背对着程振邦说，“库里的粮食比账面上少了一半，弹药少了三成。当时的清军守将说，是被乱兵抢了。我不信，带人查了一个多月，最后查到——那些粮食和弹药根本就没进过军需库。它们从天津的仓库出来，直接运到了山海关外的一家商号，再由那家商号卖给关外的土匪。清军守将收了商号的回扣，在账面上做了手脚。那个守将，后来被我亲手毙了。”
他转过身来，看着程振邦。“这种事的套路，从来都是一样的。军用物资不入库，走商号中转，差价进私人口袋。前线士兵缺粮缺药，后方的人发财。清军这么干，北洋军也一样。”
程振邦放下铅笔，靠在椅背上，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“如果曹锟的部队在倒卖军需，那就不是我们能管的事了。我们是护国军，不是北洋军的军纪督查。”
“管不了曹锟，但可以查那家商号。”沈砚之重新坐下来，手指在誊抄本上点了点，“泸州商会。奎宁和德国手术器械都是通过这家商会经手的。什么样的商会，能替北洋军代理进口药品？什么样的会长，敢在战前大量囤积高价药品？这不是普通的商业行为。”
程振邦没有说话。他从沈砚之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，那不是单纯对战局的分析或者对敌军后勤的评估，而是一种更深沉的、压了很久的怒意。他认识沈砚之这么多年，知道这个人最痛恨的不是战场上的敌人——敌人在战场上杀你，你也杀他，那是军人之间的对决，各为其主，没什么可说的。他痛恨的是躲在军队后面发战争财的人。那些人不穿军装，不流血，不冲锋，却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战争打下去。因为战争越久，他们赚得越多。
“你打算查？”程振邦问。
“打完这一仗就查。”沈砚之说，“但现在说这个还太早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守住纳溪，等滇桂的援军到了，才能腾出手来。”
程振邦把誊抄本合上，用一块粗布包好，放进随身的皮挎包里。包里的东西不多——一本作战地图，一本黑账誊抄本，一叠部队伤亡统计表，还有一封他写了半个月还没写完的家书。家书是写给妻子的，信纸上只写了一行字：“我安好，勿念。”剩下的全是空白。他不是不想写，是每次提起笔来，有太多话想说，又觉得什么都不该说。
两个人沉默着坐了一会儿，城隍庙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马蹄铁砸在青石板上，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。程振邦和沈砚之同时站起来，手都按上了腰间的枪。马蹄声在庙门口停住，一个传令兵从马背上滚下来，浑身是泥，气喘吁吁地跑进大殿，把一个蜡封的信筒双手呈给沈砚之。
信筒上盖着护国军总司令部的大印，封得很仔细，蜡封上用戒指压了一个暗记——是蔡锷的戒指，那个暗记沈砚之认得，今天在城门口，蔡锷举起他的手时，那只又瘦又凉的手上就戴着这枚戒指。
沈砚之拆开信筒，抽出里面的纸条。纸条很窄，只有巴掌宽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，字迹清瘦而有力，每一个字的收笔都带着一种不拖泥带水的果决。沈砚之就着油灯的光读了一遍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纸条递给了程振邦。
程振邦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嘴角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，随即把纸条放在油灯上烧了。纸条在火苗中卷曲、发黑、化为灰烬，飘落在供桌上，和桌上那些香灰混在一起。
“曹锟要求停火三天。”程振邦说，声音压得极低，“条件是交出段祺瑞安插在川南的密使。蔡督军问你的意见。”
沈砚之望着城隍庙门外沉沉的夜色，许久没有答话。门外，纳溪城在月色下安静得像一座空城，只有远处城墙上的哨兵偶尔晃过一星灯火，像是几颗在黑暗中眨眼的星星。